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交易额持续上涨，2016年金额高达2270亿美元，是境外企业在华收购额的 6 倍。这股热潮也掀起市场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关注，转移资产、政府隐形之手等质疑也存之而来。但近日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表示，事实上市场对中国企业海外兼并收购存在诸多认识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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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近日发布《中国企业跨境并购袖珍指南》。报告指出，尽管过去几个季度因外汇管制收紧导致并购陡然减速，但是中国仍处于跨境并购长期增长通道的早期阶段。近年来，中国境外并购交易金额大幅增长，从2010年的490亿美元增长至2016年的2270亿美元。数据上看，中企跨境并购金额仅占2015年GDP的0.9%，而欧盟企业和美国企业分别为其GDP的 2.0%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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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全球前十大并购案屡屡出现中国巨头，且几宗最具争议的交易都有中企的身影，如安邦对喜达屋高调发起收购要约，最终万豪将价格提高了4亿美元才胜出。但这些关注难以掩盖中企跨境并购的五大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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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中国是否是因热钱太多推动的海外收购。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高旭表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买家的并购资金通常并非全来自本国。欧美银行也提供了许多高杠杆并购案的资金。近年来数笔大型交易其实是向外国银行财团举债融资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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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严重的误解是，政府是否在背后规划推动国有企业或者民营企业在海外兼并收购？高旭表示过去三年中国企业到海外兼并收购时有很多国内外基金参与，其中 80%的财务投资伙伴为境外基金，近20%为民营基金，真正政府主导持有的投资基金只有不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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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误解是中国企业海外兼并收购是转移资产的捷径。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麦肯锡中国企业全球化咨询业务负责人岑明彦（David Cogman）表示，尽管对资本外流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但是眼下的中国并非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发起并购是为了获取切实有效的商业利益，因此有必要以长远的眼光考量中国企业已经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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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资本外流是否就是并购激增的主要推手？麦肯锡认为，跨境并购的增长多年前就开始了，绝不是从2014年才发生，所以资本外流在过去几年只是辅因，而绝非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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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迷思是海外卖家、中介机构及监管部门与中国投资者沟通不畅。高旭表示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首先海外卖家及中介机构对于中国企业的决策方式或政府审批流程尚没有一个更好的认识。此外，不管国企还是民企，往往内部缺乏一些抓也的交易人才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和时间上的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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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国企业不重视并购后整合，造成并购成功率低也是关注的焦点。对于大部分交易而言，最具挑战的部分发生在交易结束之后。研究一致表明，整合的得失成败，对交易成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他任何因素，包括成交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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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麦肯锡分析，有一大部分中国企业境外投资（近300宗，约合3000亿美元）并没有创造价值；仅有200宗约合1460亿美元的交易实现了既定目标。为何失败率如此之高？该报告分析认为，时机不当、交易选择欠妥以及未做好投后整合都是造成失败的原因。在2010年之前，大多数中国企业欠缺海外资产运营能力，而这个问题仍在困扰着如今的中国买家。因此，多数中国企业，尤其是进行少数股权投资的中国企业在交易后采取放手的管理模式，结果收效甚微。相反，那些交易后积极整合资产的中国买家，成功几率则高出很多。

岑明彦表示，中国企业现在仍处于跨境投资的早期阶段。未来十年的交易规模会达到以往规模的数倍。然而，要想从并购中挖掘价值并成功进行整合，中国企业需要建设一整套的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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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近期中国政府在企业海外兼并收购的政策收紧，高旭表示已较去年出现一些变化。近期麦肯锡支持的国内企业海外并购发现，国家控制的更多是财务性投资或者与主业非相关的投资，在他们所服务的几个企业兼并收购与主业高度一致、并且可以提升产业结构质量水平或品牌效益的，在国家审批和融资上并没有遇到很大的问题。“我们也相信国家意识到，可能去年有一些管制的措施太粗犷了，现在变的更加有针对性，我们倒是觉得这种管制对于海外投资并购理性的提升正面作用比负面作用更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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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保险公司近两年活跃于海外购买酒店及房地产，岑明彦表示，过去两年保险资金多在投资于纽约伦敦等市中心，但将来特朗普政府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很难说他们实际上会得到什么。并且保险公司购买的多为比较出名的酒店，最终得到什么样的回报率很难判断。“因为这些资产超贵的，他的投资回报率不是特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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